编者按 这两年,中日关系重回平稳发展的轨道。到底要怎样认识当前的中日关系现状?中日两国还存在哪些误区?该怎样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访问日本之机,本报邀请了五位日本问题专家就此进行了探讨。
夫妻过日子,小问题要忍让
高海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就任以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不搞价值观外交,不参拜靖国神社,不喊中国威胁论。现在看来,日本能出一个对华如此友好的首相,还是相当难得的。中日关系总的局势稳定,研究界也不像前几年那么紧张,这是两国关系的大前提、大方向。但是,中日关系还是让人感觉不那么理想、不那么踏实,今后发展方向也有一些模糊,不像1972年刚恢复邦交时那样,一条友好发展的道路走下去即可。去年福田首相访华,并没有形成中日交往的历史性高潮。
其实,当前存在的有些问题只是小问题,虽然反映了两国思想、观念和战略上的基本分歧。但是,加深关系、提升认识,进而转化为政治稳固的两国关系,这是中日关系的目标。因此,看待中日关系,首先不能太理想化,不能一厢情愿,有一些问题是正常的、难免的,甚至是情理之中的。这比上世纪50、60年代你说他是“美国走狗”、他说你是“共产党国家”的情况好多了。双方接触太多了,就成了日常生活的问题。因此,这种交往就要像夫妻过日子那样,小矛盾多是正常的。
贾蕙萱(北京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从事对日工作几十年,感受了中日关系从恋爱(50、60年代)到结婚(1972年)到80年代的蜜月,再到小泉时期吵架甚至快离婚的全过程。夫妻过日子,小事就得忍让,找对象本身就是忍让过程。双方没有血统关系,成长经历不一样,能走到一起就不容易了,不必对对方期待过高。把日本就当正常国家来对待,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即可。 周永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如果把中日关系比成夫妻关系,那么,有些日本人会觉得,如果中国再强大,日本“妻”的地位就不保了,会不会成了“妾”?
现在,中国越来越占据两国关系的主导地位,日本盼望中国能给予日本工作以肯定,毕竟,二战后日本的确做了不少事。所以,肯定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对亚洲和世界的贡献和援助,是有必要的。甚至在台湾问题上,我们许多人都批评日本和台湾的暧昧关系,但是,也应当看到日本在支持“一个中国”立场上的正面努力。福田康夫、河野洋平、二阶俊博等不少日本政治家为两国友好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不能老让人觉得中国人只盯着他们的问题不放。中国人对这个问题也应该表现出大国心态。
中日认识到底还有多少误区?
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日之间的误区相当多,特别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误读,不胜枚举。中国人对日本的误区呢?说细的,也说不完。细节上,只要不研究日本的,都存在误区或者知识盲区。所以,从广义上说,有两大方面,一是一般不加区分地借某个日本人看日本整个民族。其实,全世界都有类似问题。危地马拉人什么样,没见过,某天看到某个危地马拉人在大街撒尿,就会说危地马拉人喜欢随地大小便。事实上,日本社会是多元的,对华态度不一样。用一种眼光去看他们,不一定准确。日本涉华的一些报道,让中国人很心痛,公众也容易把右翼言论看成全部。
第二是用一个事件的热度、公众关注度,来决定在中日关系上的重要程度。老实说,双方都存在这个问题。毒饺子事件,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我在国内也曾经吃饺子拉过肚子。大一点说,食品出口占中日贸易极小的份额,停了又如何?日本人却大加炒作,我们也很看重。其实,日本右翼不是主流,也不会主导外交。大、小问题要区分清楚。中日关系呈现稳定发展的势头,这是基本态势。有外国记者前段时间曾问我:毒饺子问题影响胡主席访日吗?我说,这很可笑。你太小瞧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了。
周永生:中日之间的误解,一方面来自两国民众的不了解,还来自于两国利益基点的根本不同。比如,历史问题,中国作为受害方,当然要让日本必须承认曾经犯下的罪行。但日本方面的立场是,那是我们的前辈,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了牺牲,能起到凝聚日本国民的作用。再比如,日本普通民众认为,钓鱼岛就是他们的,东海就是一家一半。军事方面,日本对我们的军事动向、军费增长、军费透明度、导弹实力的增加等,都非常敏感。这些都不仅仅是民众不相互了解的问题,而是根本基点上双方的利益就不一致。
贾蕙萱:当前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日本,大多数日本人也不了解中国。这几年,日本书店里对中国负面评说的书,比以前多了。日本最近有句话是:“中国人3000年文明就剩下了现在30年了”,还有种论调是“不能让胡锦涛访日轻易成功”。他们某些人错误地认为,唐宋以来中国不仅再无辉煌,而且一直是走向没落,现在的中国人变得文明缺失、懒惰、散漫、尔虞我诈、狡猾中不时显现傲慢,虽穷困有时却打肿脸充胖子等。而中国人对日观念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总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亚流。
前几日,我在公交车上,看到四位年轻人对刚上车的一位日本留学生嘟囔着“这个小日本”、“日本鬼子”之类的话,气得人家下一站就下车了。我就过去和他们理论:“他们到中国来留学,说明还是喜欢中国的。你把他们都气走了,谁还说中国好话呢?谁还给中国交学费呢?”前段时间,有日本人对我说,“我们日本有爱国的‘亲华派’,为什么中国就没有爱国的‘亲日派’?”作为教师和日本文化的研究者,把日本的好东西告诉国人,是一种使命和贡献,我认为是爱国的。
张可喜(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前两年,潘长江和黄宏主演过一个电影叫《举起手来》,其中为了取悦某些民众而丑化日本人,实在是不太高明。类似不符合史实,甚至不符合基本知识和认真精神的文艺作品,在中日两国都存在。另外,媒体对两国关系也起了重要作用。有时媒体如果出现偏激的报道或评论,对读者影响很大。
高洪:相比之下,中国媒体更公允一些。对日本,该批就批,该学习就得学习。但是,还有一个媒体之外的问题是,评论日本的文章在网上转载时,说日本好话的文章往往转载率低,批日本的常常被置放在显眼处,跟帖也更多。日本也有这样的现象,这说明国民感情也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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