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崇尚大道，追求和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就是“崇道”“尚和”的文化，在这方面，中华文明远比其他文明突出、鲜明。

　　诸子百家无不奉“道”为圭臬。儒家鼻祖孔子就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更把“道”视为宇宙的本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则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先秦以后的思想家都以“道”为最高准则和最高追求，刘勰的《文心雕龙》首篇就强调“道”是“文”的灵魂，是“经”的根本。韩愈在《师说》中直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道”是中华文明斩不断的命脉。在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乃至商贾百工、平民百姓之中，不同的人可能对“道”作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无人降低“道”的至高、至尊的位置。古人所说的“道”是宇宙本原，是客观规律以及对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道”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是民族精神的根基。

　　中国文化的崇尚、遵行“道”的终极目标就是社会和谐乃至万物和谐。一个公道的社会、诚信的社会、仁善的社会、没有偏激的社会、健康向上的社会，一定是高度和谐的社会。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终极追求，“大道”则是走向和谐的必由之路。中华文明是追求和谐的文明，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早在中华文明的孕育阶段，就产生了朴素的和谐意识。《尚书》关于尧舜禹执政理念的记载就有“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名言，这表明，在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先民就已经把和谐作为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史伯的“和实生物”，孔子的“和为贵”，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尚同”，“非攻”，老子的“知和曰常”，都以“和”作为最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而历代统治者也都力图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自汉代至宋代的千年间，含有“和”字的年号多达５０余个，如“征和”、“建和”、“致和”、“隆和”、“永和”等，平均每２０年就出现一个以“和”为标志的年号，晚近以来，最高统治者甚至在中央政权所在地建造极富象征意义的“太和殿”。可以说，这种和的理念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文化不仅追求和谐，而且对“和谐”的理解也是科学的、辩证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明确地把“和谐”与“同一”区别开来，主张和谐，反对同一。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不乏内战和内乱，但是，她从来没有侵略别的国家，更没有占领过别国的领土，相反，近代以来，她却屡遭列强的蹂躏。她曾鄙夷过“洋人”，但不“强人同我”；她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尊心，但耻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她的民族自尊源自她的文化自尊，而非自恃国力强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主张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区域，都是中国领导人率先提出的观念，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现代理念。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势，不仅在于中华文明是追求和谐的文明，而且在于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和谐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和终极追求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因为它是高度和谐的社会。“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由此可见，共产主义社会是普遍和谐、高度和谐的社会，因而也是普遍自由、普遍幸福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以毕生的精力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和途径，这些规律和途径，就是通向和谐社会的“大道”，遵循客观规律就是遵循“大道”，追求共产主义就是追求和谐。

　　和谐从来都是人类的最高追求，但是，和谐社会一直只是一种理想，甚至是空想、幻想。因为“生存斗争”从来都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内容，应对形形色色的斗争，在各种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直是人们最普遍、最核心、最真实的价值观，这已经成为每个人、每个阶级、每个国家的潜意识。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亦即使和谐观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这就是科学和谐观，它是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判断未来社会的和谐状态的，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普遍和谐、高度和谐，并非人们的主观想象，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和谐观。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共产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的最高追求就是社会和谐，而只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千百年来，人类的发展一直是“生存式”的发展。生存需求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生存危机是发展的主要压力。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首先是为了谋生，劳动也只是谋生的手段，发展的目的就在于解决生存问题。这种在生存逼迫下的发展，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盲目的发展，而不是主动的、自觉的和自由的发展。“生存式”的发展必然是“掠夺式”的发展，这种“掠夺”表现为对自然的掠夺和对他人的掠夺。在“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阶段，人类发展的“掠夺”色彩最为鲜明，对自然的掠夺叫做“生产斗争”，对他人的掠夺叫做“阶级斗争”，它们都是“生存斗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把生存式的、掠夺式的、斗争式的盲目发展，迅速扩展到全球范围，使这种发展所造成的局部危机变成全球危机和全面危机。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人际关系的冲突、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冲突等等，已经成为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这些危机足以毁灭人类。这是人类千百年来盲目发展结出的“苦果”。

　　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并且正在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它从根本上要求人与人之间必须和谐相处；斗争必将、而且正在自我否定，它也使人类不得不选择和谐。这两个条件足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实现根本性的转折。“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双赢”和“多赢”取代“单赢”和“双输”，以合作取代争夺；关爱自然，善待自然；关爱弱者，善待弱者，已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绿色浪潮、和平浪潮日益高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倡导的“建设和谐世界”、“营造和谐区域”的理念，迅速赢得广泛的赞同。
    所有这些迹象都向我们昭示：人类社会发展正在酝酿一次空前深刻的大变革和大转折，这就是逐步由盲目发展走向科学发展，由“斗争”走向和谐，由无序走向有序。这个转折正是科学发展观产生的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场变革和转折，不是１０年、２０年就能完成的，或许需要１００年、２００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因而这个转折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巨大飞跃。这个变革和转折迫切需要科学和谐观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催化和推动，它也是新文化蓬勃发展的丰厚沃土。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个历史机遇，科学谋划发展战略，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快速走在时代前列，争取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