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童工。读罢四川凉山那些童工的凄惨故事，不禁悲从心来，这种悲不仅仅是为他们的悲苦遭遇而悲痛，更为他们的未来而悲思。这些未满16周岁的孩子们，在东莞工头的控制下两三天才能吃一顿饱饭，这样的境遇却让远在家乡的母亲欣喜；这些日复一日从事繁重工作的孩子们，在被解救的时候却久久不愿意离去，这样的情形让人不解却又理解：贫穷压垮了人的脊梁，以至于他们可以目睹自己的姐妹被强暴，甚至也参与这种强暴；贫穷压垮了人的脊梁，以至于被人欺凌而不自知，被人解救而不情愿。本应朗朗的乾坤，正因童工门而蒙上一层阴影，贫穷，是谁之殇，贫穷，是国之殇，中国社会必将因为这样的殇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孙立平先生曾经说要警惕穷苦百姓道德堕落的速度快过社会堕落的速度。今天，眼观童工门里面弱者的表现，他们既无法为自己争取权利，也不知道如何争取权利，他们中的一些人非但不为自己争取权利，还麻木地邀请前去采访的记者“玩弄”他们的漂亮姐妹，可见孙先生所言的穷人（童工群体）的道德底线正在不断地下陷。我们能责怪童工群体的愚昧吗？他们的愚昧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愚昧？我们能责怪他们的堕落吗？他们的堕落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堕落？他们在困苦中挣扎，他们在金钱和权利的双重贫穷下艰难地生存，这种生存居然还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可就是这样的生存，居然还让远在家乡的母亲欣喜。天哪，这样的悖论实在让人痛苦：解救童工，本以为是帮他们解脱苦难，可回到家乡后面临的赤贫又将把他们逼向何方？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当屈夫子写下这悲鸣的诗句时，或许没有想到，两千年以后的神州大地上，多艰的民生仍然残留，即使拿“水深火热”来形容童工们的生活，恐怕也不为过。可是，在贫穷和生存的威胁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解救童工会不会又变成一场循环往复的黄宗羲定律式的游戏。如果在东莞的血汗工厂里的艰辛居然还不如家乡赤贫的艰辛的时候，解救的功效不得不令人怀疑：如果解救只是把童工送回原籍，继续连两三天也吃不上一顿饱饭的生活，那他们难免会因为几顿饱饭而逃离家乡，选择新的“东莞”，或者以违反法律的方式生存，或者以破坏法律的方式生存。违反法律，是指不满年龄的非法打工；破坏法律，是指走上盗窃、抢劫等犯罪的不归路。曾经的少年阿星杀人事件已经给予这个社会某些警示，相信谁也不愿意看到童工群体在生存的压力下滑向犯罪的深渊。　　
    他们还是一群理应在课堂里书声琅琅的学生，他们本应在父母的呵护下健康快乐地成长，他们理应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他们本应在希望小学里无忧无虑……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贫困正以一种令外界无法想象的力量在摧毁着他们的尊严与希望。如果不建立一种让童工群体得以保障的生活以及学习机制，如果不引领他们走过心理的困惑期、无助期，如果不重新让他们树立基本的道德逻辑体系，童工群体的故事将不仅不会灭绝，还会在各种各样的工厂和角落持续上演。　　
    作为一个高税收的国度，为公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品是政府的基本义务，这种公共服务品不仅是面向城市居民的，也应该惠及贫穷农村的各个角落。对于一个两三天吃上一顿饱饭就觉得幸福的地方，地方财政严重匮乏，那么，由中央财政所提供的切实有效的扶贫措施不可或缺。而对于一些使用过童工群体的发达地区来说，更不能仅仅把童工群体送回原籍就草草了事，他们毕竟用廉价的劳动力为这里创造过财富，他们的苦难并不是他们家乡一地的事宜，简单地送回家乡，谁也无法保证他们还会不会重返东莞，或者别的打工地，那他们就永远无法摆脱贫穷的折磨。　　
    童工门是一个震撼人心的门，门前流着一条叫做贫穷的宽宽的河。趟过这条河，需要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携起手来，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方面的能够落实到位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扶助。人心需要温暖，童工群体和所有人一样，都是这个国土的公民，他们同样渴望平等、骄傲、自由而富足地在国土上行走呼吸。这是一条贫穷的宽宽的河，这更是一条考验人心、考验制度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