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为博鳌亚洲论坛主议题，整个亚洲都在思考：究竟该如何全面而理性地评说中国这30年？
　　法治的羁绊、文化的冲撞，无论内资、抑或外资，都曾遭逢这样的现实难题。 
　　下一个问题。从“世界工厂”转变成“世界市场”？可能吗？这是中国的诉求与努力。
    “走改革开放之路”   激活！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法治不完善”，是这次博鳌亚洲论坛上众多官员和企业家最常提及的字眼。
　　1979年，中国决定对外开放的第一个领域是海洋石油。当时，有意投资的外国公司首先质疑：我们来投资依据的是中国哪一条法律？这时候中方官员和国企领导们才意识到，原来还需要“一部法律”。三年后，中国海洋对外合作的《石油勘探开发条例》公布，同时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应运而生。
　　“那会儿石油部副部长在会上说，对外合作对我们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我们这些人今天决定这么做了就不要后悔，可能每个人都要准备好将来某一天进监狱。”中海油（0883.HK）总经理傅成玉感叹道。
　　海南航空（600221.SH）公司的成立，同样是在法律的“空白”中，“摸着石头过河”。上世纪80年代末，海南省开始建设经济特区，由于财政困难，政府拨付组建航空公司的资金连一个飞机翅膀都买不到，让他们“走改革开放之路”。
　　“那会儿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迟福林给我一纸批示，说国家允许股份制改造，于是，海南航空就走上了资本市场兼股份制改造的道路。”海航董事长陈峰回忆说。
　　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的迟福林告诉记者，1992年，航空业不允许搞股份制，更不允许搞国外合资，他为此彻夜未眠，苦思良策。“最后我只能自己担起责任，连夜给那份没有经过任何会议讨论的批示签了字。”他说。
　　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常振明，1981年他们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时，《合资法》还没有出台。
　　30年后再回首，中国已经加入WTO，各种经济制度法规日趋健全，企业的发展环境早已今非昔比。“现在中国有了《公司法》和税法等等，法律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发生很多变化，外资企业也可以参与，”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奎励杰说，“我想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变化，对在中国的发展会感到非常有信心。” 
    星巴克感叹：文化差异之争
　　当“美国星巴克”闯进“中国故宫”，一场事关“民族情绪”的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事实上，文化差异、文化对冲，对于任何一家欲图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不可回避、无从避让。
　　美国星巴克大中华区总裁王金龙相信，一个企业如果不能符合一个地区的时代要求，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在他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喜欢喝茶的国度，星巴克咖啡能取得迅速发展，除了咖啡的良好品质外，更重要的是星巴克时刻在努力融入中国的生活，例如积极参与当地的环保、教育事业，并以融入“社区”为目标。
　　面对中国市场的“国际化”，一些炙手可热的中外互联网企业也同样意识到，他们必须实现 “本土化”，才谈得上在中国的良好前景。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刘炽平称，目前中国互联网市场领先的企业都是中国公司，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文化因素的充分利用。Google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也承认，Google进入中国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一直到2006年聘用中国工程师以后，才开发出了中国用户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一个美国互联网公司，基于在美国或者欧洲的成功经验，以为只要汉化就能在中国打开局面，是绝不可能的。”李开复说。
　　出席博鳌论坛的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则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互联网正在让世界的疆域变得越来越小，大家都趋向于使用基于同一平台的语言，这种语言对消除各国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差异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你会发现下一代年轻人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不像现在这么大。”鲍威尔说。
    向着“世界市场”  进化！ 
　　几乎与博鳌亚洲论坛开幕（4月12日）同时，在地球另一端，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发布了《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报告。报告称根据新的购买力平价估算方法，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为期3天的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上，众多与会者们达成了一项“不签字”的共识：在美国次级债危机阴影之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能够扩大内需市场，真正充当亚洲经济的“火车头”，降低美国经济衰退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在一些外资企业人士看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政策侧重于出口贸易拉动，发展模式粗放化，对环境、资源和社会构成巨大压力。而30年后，中国的经济政策逐渐侧重于科学发展，提出扩展内需，强调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现在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基地，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消费驱动的经济体。”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金龙如是说。  
　　以下一些统计值得注意：截至2007年底，中国人均GDP接近2500美元；第一产业比重与30年前相比下降了11%；衡量食品消费占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百分比的恩格尔系数，在城镇达到35%，农村则为43%；农村就业的劳动力与30年前相比下降了42%，城镇化率达到45%。
　　迟福林认为，上述数据表明，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已从一个长期需要解决吃饭问题的生存型社会进入到一个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社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是消费实力的快速增长。
　　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扩大，越来越多跨国公司不再满足于将中国视为生产基地，而同时当成是销售市场。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间的交流合作，也越来越多。
　　2005年，韩国SK集团与中国联通组建了各占半数股权的手机服务合资企业，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率先获批的合资企业之一。该公司在韩国投资了5000万美元开发TD-SCDMA的标准，在参加了中国TD-SCDMA的测试。“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非常有潜力，中国移动用户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SK总裁金信培说。
　　今年以来，受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更多跨国公司将其在中国市场的扩张，作为保持公司整体增长目标实现的重要砝码。
　　“目前我们在美国的卡车业务萎缩了40％左右，今后会将更多业务转向亚洲，中国和印度将是我们在亚洲业务最大的增长点。”沃尔沃高级副总裁、集团首席财务官潘伟博表示。他声称，沃尔沃公司非常看好中国的重型卡车市场，尽管他们在这一市场的销售金额上不是最大的，但却以年均48万辆成为销售量第一，而今后则希望在卡车、建筑设备及客车等业务上获得在中国更进一步拓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