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增减会深刻影响国家兴衰和世界政治嬗变，这已经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形成共识。不过，人口对国家战略能力的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从以往来看，人口中的另外两个特质，其影响同样巨大：
　　人口的族群和文化构成。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其人口中形成对某种主要文明的认同，没有相通（而非共同）的族群构成，其内部凝聚力就不会强盛，那么，即使产生人口增长，人口再多也难以形成数量优势和国家可用的有利战略资源。
　　以奥匈帝国为例。这个国家的前身是哈布斯堡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在很长时间内其人口数量和统治面积都在欧洲无人能出其右。但这个国家也是一个族群成分特别复杂的国家，在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控制权的1865年，其军队花名册中，有128286名德意志人、96300名捷克人、52700名意大利人、22700名斯洛文尼亚人、20700名罗马尼亚人、19000名塞尔维亚人、50100名鲁提尼人、37700名波兰人、32500名马扎尔人、27600名克罗特人和5100名其他族群人。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很像一支多国联军，这与整齐划一得多的法国军队和普鲁士军队形成鲜明对照。这样一个国家的内聚力及其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19世纪下半叶奥匈帝国败给了普鲁士，而在20世纪上半叶，奥匈帝国彻底毁灭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而就当代世界来论，苏联的最后解体，同样与内部族群和文化构成复杂有关。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就曾预言苏联不出30年就将崩溃，原因就是“苏联内部的族群关系过于复杂”。而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他所担心的，实际上很大部分是美国国内的人口问题。非撒克逊—盎格鲁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传统白人人口，这在享廷顿看来威胁到了美国的主体人口结构，进而会威胁美国的文明特性。
　　人口的物质文明构成。近世以来，欧洲和美国为什么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巨大优势，就在于人口结构中，欧美人口的科技和商业素质比非西方世界为高。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日本在经历西南战争和明治维新后，其中央政权和精英阶层在推进日本成为类似于欧洲的现代工商业国家这一目标上，已达成观念一致并开始在实践上落实，这种负载着现代观念的精英阶层，也已成为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的国家领导阶级。而且日本在现代工商业化上已走在中国前面。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个国家的功能提高。”
　　反观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虽然发起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但洋务派的基本主张，仍是“中体西用”。现代工商业观念不仅未在主政者那里形成主流，也未成为国家目标。直到甲午海战之后，传统的皇权观念及其制度系统才被深深触动，由此产生清末新政及若干变革，但此时已为时晚矣。
　　而正在展开的21世纪，人口中一个新增因素也将影响到大国兴衰和世界政治变迁，即人口的年龄构成。这一因素只是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人类一直处于前工业社会，城市化水平很低，人口出生率普遍比较高，没有人口总和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和老龄化的现象，世界各国间人口结构的差别不大。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法国率先出现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由此影响了欧洲政治；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总和出生率下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和老龄化问题出现了世界性扩张，全球主要国家和不同地区间，人口年龄结构地图已发生显著差异，特别是欧洲、日本老龄化程度严重。这一差异已明显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内外政策，还将影响世界政治的长远变迁。
　　（作者为北京战略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