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经济邪教”之称的传销，遭到各地政府的严厉打击，却在广西玉林找到植根的热土。政府袒护，百姓默许，几十万人口的市区，麋集了8万多以传销为业的骗子。移动与联通，为这些骗子提供了专用网，外人欲进而不能，每月只需5元来电显示费，主打与接收全都免费；电信对本地电话每分钟收费0.20元，而长途电话收费却只有0.10元，就是为了方便骗子们能通过电话向全国行骗：告诉外人玉林有许多项目，都是国家支持的，每月能拿到380万元的工资，到2020年要实现小康就靠它了，美国就是靠它发起来的……更多的外地人，来到玉林，成为有意无意的骗子，再骗更多的人。最荒唐的是，工商局专门负责打击传销的工作人员，竟提醒前来举报的人“不要管闲事”（11月12日央视《经济半小时》）。
　　
　　8万多外来搞传销的人，要吃要住要消费，抬高了菜价，抬高了房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商机。百姓固然从中得到了好处，仿佛连卖菜的农民也知道这些人干的是见不得人的事，却不约而同地向外人保守着这个秘密。良知与理性，让位于逐利的本能。这是百姓短视的劣根性。他们不可能看到传销对整个社会有可能造成的破坏。没有政府的袒护，传销不可能在玉林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政府有那么多的部门，有那么多的官员，他们不可能对传销的危害一无所知。那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无视乃至于袒护的背后，绝对有着极具功利性的潜规则。所有的不作为，肯定也是一种作为，即使政府也不例外。
　　
　　经济发展需要人气，需要商机，需要财源。传销普遍遭遇围剿，玉林能网开一面，自然就成了传销的热土。对政府来说，人气有了，商机有了，财源也有了。如果把这些看成是“硬道理”，其余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所谓“夹缝求进”、“遇到红灯绕着走”的发展谋略，都有同样的特点。国家有什么大的政策，地方就搞小的对策。对策对策，对付的就是政策。你搞宏观调控，我偏来个“大干快上”；你搞煤矿整治，我偏大开绿灯；你关停“五小”污染企业，我偏敞门引进……同理，你打击传销，我偏容留传销，偏袒传销，给传销的骗子以“超国民的待遇”。荒唐是荒唐点，但跟所有地方政府长于对策的习惯性决策相比，异曲而同工。
　　
　　违反政策是要承受风险的，但只要有业绩说话，机遇总是大于风险。更何况传销是将外地人骗到玉林来，倾了外地的家，荡了外边的产，最后汇集到玉林的，是人流、物流。别人的坏事，未必不是玉林的好事。只要自己钵满盆满，哪管别人洪水滔天。这是所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处事规则。所有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在当地都可能是“公开的秘密”。没揭露的时候，大家都有这点秘密；一旦揭露，谁的屁股下面不垫着一泡粪？反正都会袒护一点什么，只是袒护的东西不一样。大家都臭，也就大家都不臭。这源自于只认业绩不问来由的政绩观。数字说明问题，指标说明水平，“发展”决定升迁。至于这“发展”是否“科学”，常常只看怎么说。
　　
　　当然，也有说不了的时候。但只要不留下贪污受贿的罪证，疏于管理，能是多大的错？就是决策造成损失，承担一点领导责任，也常常走走过场，给上上下下一个交代，没什么大不了的。所受的处罚，与所得的好处比，永远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领导水平在有些时候，就蜕变成了违规胆量的大小与违规手段的高低。即使东窗事发，也常常是易地高就。这种处置，总是举起来很高，放下来很轻；拉出的架势很大，落下的板子并不重。你几乎就举不出几个因为疏于管理、决策失误、工于对策，结果领导受到严罚的例子。这也是榜样的力量，它必然诱导出一种“政策再严厉，违规的对策一点也不含糊”的潜规则来。
　　
　　传销在玉林下场如何，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导致玉林传销热的责任如何追究，大家更有理由拭目以待。因为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玉林传销热背后的政府潜规则，肯定还会在其它地方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不在体制与机制上寻求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传销不在玉林热，完全有可能换个地方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