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府对非法传销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非法传销机构开始频频“变脸”，将黑手伸向了农村。使许多致富心切且又信息闭塞的农民遭遇诸如“人际网络”、“入户网卡”之类新名词时，往往上当受骗。

　　“变脸”幌子蒙骗贫困农民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贫困农妇丁雪梅一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艰难，丈夫康伏海一年前去了广西一直没回来。丁雪梅说，亲戚在广西一家大型“人际网络集团”里做生意，一个月可以挣五六万元，丈夫就在那儿做事。“听他讲现在还只是投入阶段，等人际网络全部建立起来后，就会几万倍地赚回来呢！”

　　同村村民丁玉忠曾与康伏海在广西“一同工作”。去年８月，他费尽周折从这家“公司”逃回来。个头将近１．８米的他体重只剩下不到４５公斤，瘦得连他自己的父母都认不出来。当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丁雪梅，并称这家“公司”其实是非法传销组织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丁雪梅振振有词地向记者解释说：“我老公他们搞的不是传销，是现在最流行的网络公司。电视上不是也在说２１世纪是网络经济时代吗？”

　　“亲帮亲”反害了亲人

　　“亲帮亲、邻帮邻”，这样一句充满人情味的民间俗语竟也被非法传销组织所利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石狮镇庙二村贫困农民丁生龙的三个儿子就是这样被骗的。

　　去年２月初，丁生龙的大儿子丁凯君接到邻居从广西玉林市打来的电话，说他在深圳某贸易公司做服装生意，一个月可以挣五六万元，让他赶快过去。

　　丁凯君信以为真，拽上二弟丁玉成一起去了玉林。过了几天，两个儿子先是打回电话让家里寄钱，后来又悄悄地把家里几间房子全部卖掉，先后从家中连拿带借２０多万元。

　　两个儿子还把三弟丁玉忠拉到了广西玉林。丁玉忠一年到头靠卖苦力挣来的几千块钱也全部“贡献”了出去。

　　去年８月，丁玉忠从非法传销组织死里逃生回到家中。“真没想到，我的两个哥哥参加非法传销后，连亲弟弟都不放过！”侥幸逃出的丁玉忠对记者说。

　　丁玉忠说，仅他身陷传销“网络”的那段时间，前后被拉进这个非法传销组织的宁夏同心籍老乡就有４００多人，被骗取的资金超过了２００万元。

　　“密不透风”的传销基地

　　丁生龙为了让三个儿子能摆脱传销组织的魔爪，想尽办法，可是由现代通讯工具“守卫”着的传销基地，却让他无计可施。

　　丁玉忠说：“在传销基地里，男女混居，十几个人挤在一大间房里，出门总有两个人跟着，身上只准装两元钱零花钱，想跑也跑不掉。”

　　为了让另外两个儿子回家，去年１１月，丁生龙借钱约上儿子的舅舅一起去玉林找大儿子丁凯君。传销组织的“基地”守卫严密，老人根本进不去，只好在附近守候。等了三四天，终于在街道上看见了大儿子。他截住儿子，监视儿子的人马上用电话通知了传销组织，不一会儿就赶过来十几个人。一个头目模样的人蛮横地对老人说：“你们不能把丁凯君带走，他现在是我的人！”

　　丁凯君突然像中了邪，转身就跟那十几个人走。儿子的舅舅急了，拽住他不放。没想到丁凯君竟飞起一脚，把亲舅舅踢得满嘴满脸都是血，连话都没给两个老人扔下一句。

　　丁生龙说：“我后来才知道，这家公司在电信部门为组织里面的人统一办了‘移动电话大户入网卡’，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他们的人立刻就能赶来。网络密不透风，他们人多势众，我没办法呀！”

　　目前，丁生龙老汉还在设法四处营救他的儿子们。

　　专家点评：

　　青海省社科院副研究员詹红岩说，非法传销之所以能轻易俘虏农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偏远农村信息闭塞，农民法制意识淡薄。贫困农民得到的信息是“能挣钱”，再加上非法传销组织在被严厉打击后悄悄“变脸”，利用“新概念”对自己的面目做了重新“包装”，增强了欺骗性。
    偏远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新名词一知半解。“人际网络”之类名词令他们极易轻信。非法传销组织便利用农民的盲目信任心理设计出用“高科技”新名词包装的种种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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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传销“变脸”西部背后的深层困境 张红蕊

随着各级政府对非法传销打击力度加大，一些非法传销机构开始改头换面、频频“变脸”，将黑手伸向了西部农村。当许多致富心切且又信息闭塞的贫困农民遭遇诸如“人际网络”、“入户网卡”之类新名词时，往往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祸及家人邻里。

不可否认，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严厉打击下，传销，这种“邪恶经济”成了过街老鼠。但“老鼠会”转头“咬啃”西部农村却并非是拼死挣扎的一时变术。在笔者看来，传销黑手把魔爪伸向西部贫困农村是“嗅其味而行之”的又一疯狂敛财反剿。

首先，因贫困而封闭、愚昧的西部农民为黑色传销的存在、滋生提供了天然的“人和”资源。尽管国家一直用财力、物力大力支持西部农村的综合建设，但长期封闭、落后的贫瘠区域和贫乏的人文素质却不是一时可以改变得了的。再加上现代教育的“昂贵”程度，使得西部贫困农民对教育“望而却步”，无力甚至不敢涉足。最终，知识贫乏导致经济落后，经济落后带来信息闭塞、文化愚昧，而文化素质偏低，又使得农民的思维理念、防范意识弱不禁风。可见，不是黑色传销走投无路而变脸西部，而是这只“臭头苍蝇”嗅到了西部农民容易“叮咬”的气味而疯狂围剿。

其次，有些西部地方政府的行政疏懒、松懈和执法部门法制宣传缺位为黑色传销得以大肆折腾西部农民提供了“地利”资源。尽管致富心切且又信息闭塞是导致农民陷入了传销“变脸术”陷阱的一大原因，但这决不能成为相关部门行政不作为、懒作为的借口和措辞，也不能成为某些渎职官员得以金蝉脱壳的“挡箭牌”。试想，当三个儿子全被传销黑爪俘虏的丁生龙日日夜夜在村里奔走，劝阻村民不要上当受骗时，当地的基层政府部门做了些什么？负责民众安全的公安机关又在何方？当传销“变脸下乡”，用如簧之舌煽动利诱农民群众的时候，当地相关部门应对传销的宣传是否也如此“卖力”的下乡了呢？综观整个新闻，笔者除了看到传销借助“变脸”疯狂作孽以外，却未见当地政府部门的只言片字，是根本就不知道呢还是未准备好如何应对呢？但不管怎样，这种迟钝、懒散的为政行为，都是与“八荣八耻”背道而驰的。

另外，国家法制的落后和经济秩序上的管理疏漏和引领缺位也为非法传销肆虐提供了特殊“天时”。事实证明，我们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之路，日益火爆的财政税收就是最好的见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经济大潮中，我们确实没有筛洗干净所有的污浊和畸形附属产物。那一夜暴富的商人；那谈笑风生就能财源滚滚的明星大腕；那在行政保护下傲慢横行的垄断经济，都在这个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时代搅和着本就不平衡的人心。而同时，国家在司法实践的不适宜又极为突出，再加上国家对健康经济观念的倡导和引领显得“力不从心”。最终，类似传销这种宣扬“天上可以掉馅饼”、“一夜致富”的骗局，自然就会吸引那些想一本万利、坐享其成的人“入套”。 
    由此看来，传销魔爪伸向西部农村并非偶然，它的存在和泛滥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一个地域的社会形态、经济文化和法制涉足深度。因此，要斩断伸向西部农村的传销黑爪，当务之急，除了加强宣传，增强广大人民群众自我防范意识以外，更要以政府为主导，打造一张“疏而不漏”的预防和打击“大网”，把贻害百姓的“邪恶经济”彻底驱逐出市场经济的轨道之外。恐怕，这比“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强得多吧。

    斩断伸向贫困农村的传销黑手 千龙网

    传销“变脸下乡”，与赌博、毒品、迷信一起，被称为目前农村的新“四害”。

　　诚然，农村特别是西部贫困农村信息闭塞、群众文化素质偏低，防范意识和能力不强，是传销得以肆虐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农村“社区服务”严重缺位，服务体系不健全，管理过于粗放，恐怕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在非法传销组织活动猖獗的地方，人们有理由向这里的基层政权和公安、工商、劳务输出、法制宣传等有关部门“问责”：在传销“变脸下乡”的时候，你们下乡了吗？在传销组织鼓动如簧之舌煽动利诱农民群众的时候，你们针锋相对宣讲传销的危害了吗？在农民群众接二连三被非法传销组织裹挟而去的时候，你们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良好的服务了吗？在农民群众深受传销祸害的时候，你们尽到打击和解救之责了吗？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把“平安农村”“和谐农村”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对受骗上当并且还执迷不悟的农民群众，我们不能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斩断伸向贫困农村的传销黑手，需要拉起一张预防和打击的大“网”，而我们的政权组织，应该是这张大“网”的“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