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在上海检阅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成为大上海的一市之长。陈毅的女儿是1950年在上海降生的。之前连生了三个儿子，“男声齐唱”未免单调，第四个终于是女儿，姗姗来迟，小名就叫姗姗。当姗姗能凭窗远望时，她发现，爸爸治理的上海是美丽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从百战沙场走向十里洋场，成为大上海的一市之长。

　　淮海战役炮声未停，中共中央已将注意力转向解放宁、沪、杭问题了。陈毅在丹阳告诉接管干部们：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难在何处？陈毅后来解释：当时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变成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到牵动。陈毅1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决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南京解放当日，军委电告：昨日泊于上海的几艘美舰及海军陆战队已撤至吴淞口外，两艘英舰也随之撤出。当然，这并不能排除解放上海的作战发生僵持时美军介入的可能。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

　　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后，由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管上海的干部到不齐，入城政策纪律教育来不及深入进行，总前委研究再三，于4月30日向中央军委提出：“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5月3日，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其时，陈毅已由南京到达丹阳———接管上海的巨大准备工作将在这里全面部署。

　　所有有关上海的年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概况，包括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汇成关于上海的二百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再依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确定接管的具体方针步骤。比如，上海的官僚资产如何接管？外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的厂子如何使其开工？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仅财经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听了两天两夜，对其中“两白一黑”（指米、棉、煤）的运输供应任务的艰巨紧急印象特深。

　　摇着一把大葵扇赴资本家的宴会

　　陈毅严格强调两条：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一日，陈毅抱着几本古书找到城市政策组曹漫之，说史书上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查一查。后来《入城守则》草案便列上了这一条。对此，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总前委讨论了《入城守则》草案，一致肯定“不入民宅”的规定完全必要。据说，毛泽东曾赞扬：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5月10日，在丹阳的一座大庙里，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向数百名端坐在背包上的接管干部，作了一次入城纪律报告。他首先抓了两件在丹阳发生的“小事”批评：一是有军人没票硬要进戏院看戏，二是有人擅自拿师范学院一个灯泡。小事不小。“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这个思想作怪，进上海非吃败仗不可！”纪律，一定要严！———事实证明这正是人民军队的胜利之本。

　　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二十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以豪迈的声音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

　　上海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陈毅有何体会？“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将其付诸实行，谈何容易！首先就遇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微妙关系。8月，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去不去？陈毅请干部们讨论，有人主张去，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犯错误。陈毅笑道：“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等领导干部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们“交朋友”。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这正是陈毅“交朋友”的理论依据。他看出荣毅仁请吃饭，是“投石问路”。当时荣氏企业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海口封锁原料涨价；企业大部资金被家族成员抽出带走；工人不断要求资方发放欠薪……

　　陈毅摇着一把大葵扇欣然赴宴，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的感情，影响很大。

　　

    1950年底陈毅与家人在上海

　　巧妙化解劳资矛盾，“味精大王”欣然回归

　　工商界一大难题是劳资纠纷，6、7两月发生两千余起。陈毅说：“解决这问题好比救火，不能用纸去包火，要从起火根源上去控制这火。”这就是指资本家多年虐待、剥削工人所造成的阶级对立。比如工人要求废除“抄身制”，纱厂经理想不通，说“这样纱厂还不被偷光”。陈毅亲自登门谈心，从自己在法国当工人的体会谈起，说：老板把工人当奴隶，工资太少无法养家，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为什么不朝外拿？现在中国不同了，工人做了主人，有觉悟，你用我们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制，有困难多与工人商量着办，相信能办好。中肯的劝导起了作用，不久各纱厂都取消了“抄身制”，工人们热烈庆祝。经理们后来惊异地发现，车间里每公斤棉花出纱率倒比以前提高了。他们受了一次教育。

　　另一方面，也要做说服工人的工作，顾及资方实际困难，不要逼得资方关厂。有一回某厂女工索要欠薪包围了总经理家，陈毅亲自布置专人前往处理，劝回女工，并研究给该厂以低息贷款以维持生产。其后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逐步建立工人与企业主的新型关系。

　　看到人民政府真心扶持私营企业发展生产，看到陈市长常请企业家到办公室去征询意见商讨政策，民族资本家们看到了出路和希望。10月初，著名的化工企业大资本家吴蕴初从美国回来了，陈毅热情欢迎。见面那天看到这位昔日“味精大王”已脱去西服换上了新做的蓝色棉制服，陈毅欣然道：“吴蕴老，过两天厂里工人要开会欢迎你回来，你就穿这身新衣裳去吧，这才叫面目一新呢！”请吃饭时，吴蕴初惭愧地提及当年曾任伪“国大代表”一事，陈毅爽朗地说：“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面应付。你们都是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识很有经验的人，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久，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市府办公室女秘书朱青是上海人，抗战时期参加了新四军，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进上海一直未回家。陈毅知道了说：“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你不相信你能影响你的亲属，反而怕人家影响你呢？”朱青回家去了。她哥哥在公用局当技术人员，一天小侄子唱“共产党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却被哥哥一巴掌打去骂道：“饭碗都要打脱哉，还唱啥‘跟你走’！”朱青觉得哥哥思想太落后，不料陈毅听罢此事说：“他讲得不错呀，没有饭吃了还怎么叫人家跟你走？”原来机构精简，她哥哥怕丢饭碗。几天后在会议上，陈毅专门强调了要保留学有专长的旧人员问题。

　　有一次，陈毅去京开会住北京饭店，听说傅作义先生没住处，便立刻腾房子给他，自己住进中南海一所尚未修缮的旧平房。许多干部听说后议论纷纷：“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陈毅批评道：“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了去羡慕党外人士，是倒退的可耻的。你一定要住洋楼，可以，我马上给你开张条子去住上海大厦，可是对不起，你的党籍要开除！”

　　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多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扩大10倍，上哪找人呢？向下要，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陈毅发了火：“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

　　团结并非一味迁就。有次座谈会上一位老先生反映别人讲共产党“上层好，中间少，下面糟”，他立即指出：“我们对朋友的话总是虚心听的，但这三句话我不接受。”他举事实谈道理，讲“上层”与“下层”的辩证关系，使听者心悦诚服。